严复1913年9月“民可使由之”演讲新诠（上）｜城与邦
严复1913年9月“民可使由之”
演讲新诠（上）
作者｜李海默
图文编辑｜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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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国休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兴趣: 当代民主理论 美国政治思想
编者志：
本文由作者授权提供，原载于《学灯》
（2010年第四期）。
本篇文章分（上）（下）两篇推送。
前言
1913年9月3日，孔教会在北京国子监举行祭孔仪式，由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主祭。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前往献香。会上讲经者为梁启超、严复两位名儒，梁讲《君子之德风》、严讲《民可使由之》[1]。
关于严复与孔教会之关系，既有的研究已比较丰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指出，严复和梁启超在日益分崩离析的环境中越来越坚信，中国需要能够稳定共同的信念的起码的基本要素，严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13年8月在孔教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要求定孔教为国教[2]。史华慈此论为后来学者探讨开创了基础，此后的进一步讨论，在大陆地区，可以皮后锋、张颂之与韩华三人为代表，在台湾以及海外，可以黄克武为代表。
皮后锋在其著作《严复大传》中指出：严复积极参加尊孔复古运动，在动机上是出于对鄙弃传统文化可能导致立国精神丧失的深深忧虑，其所作所为是为了弥补荒经蔑古的偏颇，根本没有为复辟帝制服务的意图[3]。张颂之认为，1912年辛亥革命之巨变，使严复这位曾劝说梁启超“教不可保，亦不必保”的思想家，转而支持康有为的孔教主张，但另一方面，严复此时的赞同尊孔，与孔教会诸人可能还有不同[4]（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的意见是将《民可使由之》演讲看作严复转而支持康有为的依据之一）。韩华认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视孔教为中国的国性，但并不完全认同国教。在这些人看来，国性是维系中国的命脉，保孔教即保国性，振兴以孔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挽救人心涣散的良策，是规范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必由之道[5]（韩华还曾指出，当时孔教会可以通过严复及进步党议员在国会内倡言孔教，呼吁通过国教案[6]）。皮、张、韩三位先生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也是比较平正的。
台湾学者黄克武的见解则更为细腻，他发现，严复1913年的《民可使由之》演讲反映严复抱持着精英主义（elitism）的立场，对他来说知识分子与一般老百姓，在智慧方面几乎有一道永恒的裂痕，人们不能期望一般老百姓对道德、宗教、法律有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遵循这些规范。这种迹象显著地说明，严复在思想上更为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7]。
综合诸家观点，不难发现，《民可使由之》演讲本身蕴含着丰富、多维的意涵，而且传达的是极其关键的一种象征着严复思想变化趋势的意旨。笔者认为，必需由此次演讲之前后时序来进一步摸索，方能得其更深一层之真义。
严复人像
一
首先必需明确的是，1913年9月的北京国子监祭孔仪式是一次怎样性质的活动。
据当时的《孔教会杂志》载：“是日到会者千余人，有外国报界、教界、外交界人员参观。大总统袁世凯代表梁士诒，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广东省民政长陈昭常参加献礼。梁士诒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并称：‘大总统有种种困难，深望社会上有贤人君子出，而道民以德，且深望国会中人，早宣各种法律，俾收齐民以礼之效’”，在《孔教会杂志》的报道中，梁士诒与梁启超的演讲都被作了若干摘录，而严复的演讲内容却只字未提，仅载其题目[8]。倒是《宪法新闻》的相关报道上载：“三者皆能阐发圣教，闻者感叹不置”[9]。另据《宪法新闻》的报道，此次集会由梁士诒任主祭者（另一说为汤化龙），程序是行完跪拜礼后，由陈焕章任主席，主持讲经。而据孙应祥先生《严复年谱》，尚有王锡蕃与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与祭[10]。据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一书中所搜集相关史料，尚有龙泽厚与李时品[11]二人。也就是说，在拜祭的程序里，由梁士诒代表袁世凯主持，之后的讲经程序里，陈焕章任主席，他先行阐述了举行丁祭的宗教意义与现实意义[12]，然后依次由梁士诒、严复、梁启超讲演（此顺序《孔教会杂志》与《宪法新闻》皆同）。这样，整个祭孔活动的十名关键人物便也弄清楚了，分别是梁士诒、汤化龙、陈昭常、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王锡蕃、有贺长雄，龙泽厚，李时品（其中4人为粤人，另加严复一位闽人，汤化龙一位鄂人，王锡蕃[13]一位鲁人，龙泽厚一位桂人，李时品一位川人），王锡蕃、李时品、龙泽厚、陈焕章当时都是孔教会骨干[14]，梁士诒、汤化龙、陈昭常[15]、有贺长雄是袁世凯政府要员，在此格局下，严复与梁启超的确有不归属于这两个集团中任何一个的相近似之处，韩华指“梁启超、严复等人，他们视孔教为中国的国性，但并不完全认同国教”是其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于严、梁二人仍以学者本位自居，既非宗教策动家，也非政治策动家。1913年9月孔教会国子监集会请这二人演讲，一方面当然是基于他们的学术大名，但另一方面则未尝不是希望能在宗教家与政治家之间做出由学问家来调和的姿态。
此外，事件的另一个关键之点是，拜祭程序里曾行跪拜之礼。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跪拜之礼呢？在孔教会“仲秋丁祭祀孔”一事后不久，9月28日，孔子诞辰，教育部总长汪大夑令全体部员前往国子监祭孔，鲁迅在其日记中记载：“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钱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我们须知，9月23日，有赵炳麟议员提议立孔教为国教事，故28日汪大夑令教育部部员前往祭孔，此时形势已较9月初孔教会祭孔时更为炽烈，而教育部又为袁世凯政府中枢直属机构，其部员尚且如此抗拒行跪拜礼，可见9月初孔教会行跪拜祭孔之礼，虽于其自身而言不算什么惊天之事，于外界却必然是遭致物议极多的。再看梁士诒所致词，其基本理路全然来自6月22日袁世凯的《尊孔崇圣令》，其令文有云：“值此诐邪充塞，礼法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因此，如果相信此次祭孔活动中尚有出于袁世凯意志之外的变数，则端视梁、严二人之讲演。
严复既在梁启超之前演讲，则其选“民可使由之”为题，是很值得玩味的。康有为在1902年完成的《论语注》中称：“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如以神道设教，则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无灵，大破迷信，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须忧道不明而痛叹之乎？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16]。此处“神道设教”之谓，后成为康门一个重要的学术指标，10年后的1912年底，陈焕章出版《孔教论》，即认为：宗教有“人道之教”和“神道之教”的差别，前者主要着眼于人伦，而后者则主要着眼于对于神灵的信仰，“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是孔教之为宗教，毫无疑义，特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乃偏重人道耳”，陈焕章还指，英文的religion，基本上偏重于“神道”，因此与中文中的“礼”的意思接近，既然中国人早有“礼教”这种称呼，因此将儒家说成“孔教”是天经地义的[17]。康门中人甚至有人持见，实际上孔教的“人道之教”是从“神道之教”进步而来，属于一种更高级的宗教[18]。综合起来看，从康有为开始诠释此语到孔教会大行其道，10余年间，对此语的理解已基本定型：首先，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故其“欲人人明道”，不需怀疑；其次，孔教本有“礼教”，亦即“神道”之一面，故意在“民以畏服”，路径之一便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第三，孔教的“人道之教”是从“神道之教”进步而来，不可完全脱去后者面貌，否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由此观之，此语对于孔教会组织系统而言已是有铁板钉钉之结论，而其人请严复演讲，最初当不意严复竟会选择此已铁板钉钉之语而再做阐发。
袁世凯称帝
1903年，严复译《群学肄言》在上海出版，其第十二篇《教辟》中即言：“近世爱智之家，有为人道新教以代神道旧教者，其说为虚愿，而不可实见于施行也。夫人道之教出于思，由明而诚者也，神道之教本乎信，由诚而明者也，顾欲祖仁本义，由一切人事之宜而张为法制，此在上智犹或难之，况彼中材之众庶。且彼所訾于宗教者，恶其既古而所本者虚也，则不悟一宗教之行能历数千年而无堕者，其所昭示创垂而以为坊民之纪者，岂皆虚哉夫，亦以人事之得失征之耳。故宗教所垂之懿训嘉言而为人事之经法者，固非竭一人之思索辨问而为之也，乃积数百千年人事之阅历甘苦而得之。当此数百千年中人类之所为，固不知几经拂乱，茫乎其是而从其非，从其非则祸患痛苦死亡从之，而非之途乃以渐废，是之途乃以独存，而以为后世法。是故宗教虽人事之经，而亦天演之事，经物竞天择之淘汰，而有此余也。然则宗教者，固人事之科律，而其所以垂为后法者，非一二人之劫制号令也，阅数百世之治乱兴衰，积累试验合而成此，故其说多坚，而其理多信，而后之人，欲以一曙之智虑，谓可取而代之，夫亦于其事之所由来未深审欤？”，又云：“不宁惟是。夫以人道之教代神道之教者，就令竭其心思而所以纲纪人伦者釐然悉备，是教也，其果可施行而效矣乎？是尚不可得而知也。何以言之？人特谓人心之所信守与其行事之所率循者，皆出于知，而不悟其非也，知仅为其得半之途耳。盖凡人之行谊，其定于情而不由夫理者，盖什八九也”[19]。在这段话中，严复核心意旨在于阐明“宗教虽人事之经，而亦天演之事，经物竞天择之淘汰，而有此余也”，“其说多坚，而其理多信”，对于这个“凡人之行谊，其定于情而不由夫理者，盖什八九”的客观存在的世界，“就令竭其心思而所以纲纪人伦者釐然悉备”，也是不足应对裕如的。严复清楚地认识到，宗教使“人理”受制于“神道”，即以神道设教的戒律教条为至上，而不是以鲜活的“人理”“民生之幸福”为旨归的弊端，他的化解策略在于“宗教之精义存于幽，幽故称神道，而后之人欲以民义之显者易之，此不仅求之心理而不然也，即考之往迹莫有此者。夫人道之尊固也，然尝有物居民义之先，而为根蒂者矣。执民业而忘天道者，可以为一时，不可以为永久。”故有所谓“人道之教出于思，由明而诚者也，神道之教本乎信，由诚而明者也”。即以神道之“幽”，神道之“由诚而明”，遏制其使“人理”受制于“神道”的倾向，为“民义”造“根蒂”，使人道之教得以“由明而诚”，而不至于“执民业而忘天道”，或“以一曙之智虑”，以一二人而“劫制号令”，不审“其事之所由来”，径谓“可取而代之”。严复1903年此种见解，与一年前康有为之论已是有所区隔，与近十年后孔教会大行其道时的论点更是深有不同。
注释
此事基本背景，可参阅肖澜：《“函夏考文苑”之议相关政治因素》，《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5期。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史华慈所撰第8章《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471页。
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29页。
张颂之：《民国诸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孔教运动》，《齐鲁学刊》，2008年第5期。
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谢放教授指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后以同名出版，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韩华：《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8页。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
《宪法新闻》第17期《中外要闻·丁祭盛典纪略》，转引自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33页。
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25页。
李时品系北京孔教会总干事，在后来国教案被否定时，曾致书严复求助，希望严复在国会内倡言孔教。李氏此信原载《知类疆立斋日记》，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陈焕章：《丁祭日国学讲经介绍辞》，《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
王氏曾于1898年8月上奏推荐林旭、严复及另外两人，当时王氏正热衷于筹措一个叫“孔道会”的组织，其“一切章程，多承教于南海康先生”。
当时康有为尚未就任孔教会会长，但早在1913年6月，北京姚君碻在致上海孔教总会的信中就说：“公举孔教巨子一人，为全国孔教会长，奉南海为之魁”，转引自张颂之：《康有为孔教会会长任职考》，《孔子研究》，2007年第4期。
陈氏思想应属较为西化，其与张元济交情甚好。
学者多以康有为曾断此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而正如黎业明先生指出的那样：“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阖闢篇》、《论语注》的相关章节以及《孟子微·自序一》论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并无这样的句读及相应的释读”，可参阅黎业明：《论近现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
关于此段文献脉络的重新组织，采用干春松：《康有为、陈焕章与孔教会》，《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还可参阅同氏所著《制度儒学》一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可参阅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1912-1917）》，收入中华民国建国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第二辑·史著二》，台湾，国史馆，2001年。
严复：《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年，259-2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234-235页。
-待续《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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